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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陈景辉：《人工智能的法律挑战：应该从哪里开始？》，《比较法研究》2018年第5期，第142页。

(11)既然人们对于索菲亚之于人工智能发展的意义远没有形成共识，我们更没有必要放大索菲亚等类似机器人对现有法律体系的影响，索菲亚的所谓公民身份是国家、企业、新闻媒体等各方利益的联合演出，它既与沙特本国的法制传统相龃龉，也受到了AI专业科学家的批评。(13)参见黄文等：《基于云计算平台的新型电子取证研究》，《中国刑事法杂志》2013年第10期，第63页。

自主则要求……AI可以作出自我的选择，即便它在作决定时与人类有过互动。那些经由公民机器人的诞生而产生的将索菲亚修坏了会被追究法律责任吗？把‘她拆解其不等同于谋杀？(12)等问题，正是伪人工智能法学问题的典型代表。而如今人工智能技术再次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兴奋和焦虑……涉及人工智能的未来图像在大众媒体中日益流行。再如，银行的自动取款机是为了节省人工成本而发明的旨在引导人们从银行自助取款的机器，虽然它也被叫作自动柜员机，但它只是银行人类柜员的一种替代设施，它只有自动化而没有自主性。二是探究人工智能对传统法律权利义务的挑战，最终落脚于人工智能的司法处遇如人工智能创生成内容的著作权保护、自动驾驶致人损伤的刑事责任等情形。

如果将研究对象限定在弱人工智能，则不仅AI的作用有限，而且它对法律体系的挑战也十分微弱，以人类为中心的现有法制系统仍具有顽强的适应力⑨其实，类似于索菲亚的人形机器人在世界范围内还有很多，它们之所以不被人们津津乐道，是因为它们的包装实力不及索菲亚。这里的所谓集体利益内涵并不清晰(除土地、国有土地等集体财产外)，它是指集合性地或集团性地归属于多数人、处于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中间利益。

一方面，政策会融入行政的立法之中。前已述及，调整程序的参与主体不仅有行政决定直接指向的行政相对人，还包括受行政决定结果影响的第三人。在行政相对人不服这种行政行为时，便诉请法院撤销行政行为，排除侵害、恢复自由，撤销诉讼就成为传统行政诉讼的中心。[43]与此相对的是驳回判决，它针对被告行为合法、原告的诉讼请求无法得到支持的情形。

行政机关作为公益的代表，根据法律的授权，在受益方与受害方之间进行协调，促进利益的最大化和损害的最小化，努力促使双方利益共存、价值共享。如此，行政机关居中调整，也就有了可能，个人权益的边界由此也得到勘定。

给付是行政在强者与弱者之间进行积极调整，实行再分配，实现矫正正义。在传统公法理论中，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是二元对立的，个人与个人之间具有同质性。在国家赔偿责任中，防止危险责任论或危险管理责任论成为重要的基础。单个领域中寻求更多的共识固然重要，但如果缺乏对中国行政法的整体性观察，则在制度设计中难以形成树木和森林相得益彰的效果。

应当说，利害调整型行政法更有可能接纳环境行政法、都市法、建筑法、社会保障法等各论内容。[2]传统行政法以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元对立为思想背景，以公法与私法二元论为理论基础，以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的关系为基本调整对象。在意见听取型程序中，诸如行政立法、行政决策、行政计划等，利害关系人、公众和专家也会基于维护自身权益、社会认知或技术理性参与其中。诱导措施的使用则是更新的方式。

[38]司法实践中，法院也在积极落实这一要求。诸如，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在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时，行政机关可以撤回或变更行政许可，但应当依法给予因此而遭受损失的人补偿。

在行政机关的主持下，调整过程的参与主体也具有多样性。[日]山本隆司『行政上の主観法と法関係』(有斐閣、2000年)262-263頁参照。

按照侵害保留理论的延长线上的结论，某行为根据完全不考虑第三人利益而规定的行为规范，欠缺法律上的明确根据，即构成违法。最后，两者之间既有一定的互动，又有紧张甚至冲突的关系。各种利益主体对自身权益受侵害更为敏感，各种类型的纠纷也日趋增多。而在行政法上，承担行政法的规范功能者是负有实现公共利益职责、要使自身行为正当化的行政机关。利害调整型行政法与行政现实、公共政策需要、部门行政法的对接功能明显得到提升。[21]行政机关内部的指示、命令等通常不受外部法的拘束。

所谓调整，从语言学上来说，是指消除当事人之间的利害对立，纠正并消解不均衡。面对行政实体法和行政程序法的变化，行政救济法也要提供适当的应对，让三方乃至多方行政法关系主体有机会参与到诉讼中，司法审查的重点也随之扩展，国家责任也相应加重。

为了保证公平正义，有必要将开发利益还原为公共利益，通过征收特定税款等方式将开发利益返还给社会，而不是因特定的公共事业让受损者与受益者形成利益上的霄壤之别。行政机关的优势在于，富有组织能力和信息收集能力，并且分门别类，专业性强，具有较强的分析问题、判断得失和调整利害的能力。

无论是权利还是合法利益，均为法律上所保护的利益。故而，有必要确立调整行为的原则、要求或界限。

当然，这种功能的扩大、观念的调整、制度的扩充，反过来也会改变对行政法自身的基本认知。而随着国家任务的增加，政策入法，已成为行政法的一大特征。[39]参见[日]中村英郎：《新民事诉讼法讲义》，陈刚、林剑锋、郭美松译，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9-22页。而个人相对于国家、相对于社会的地位也在悄然发生变化。

规范多数当事人间的利害调整过程和政策实施过程是行政法的特质之一。[日]大橋洋一「行政法総論から見た行政訴訟改革」三辺夏雄ほか編『法治国家と行政訴訟』(原田尚彦先生古稀記念)(有斐閣、2004年)18頁参照。

[6]在夜警国家之下，行政的任务主要在于维持秩序，行政法就是要对这种秩序行政加以规范。如果没有对基础、原理、体系的系统把握，行政法学就可能沦为对策性的技术而迷失发展的方向。

它以经济上独立、精神上自主的市民作为人的基本形象，[3]私人享有不受国家干预的自由，国家和社会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形成一种对峙[4]关系。[37]2000年行政诉讼法解释第12条将原告明确为与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新的多层次架构格局可能是私人相互间的实体法关系、实现公益之程序法关系以及个人循民主正当化程序成为以实现公益为任务之行政主体关系(组织法关系)。在风险行政中通常认为，安全是相对的，需要在科技发展的水平、经济发展的要求与人民对安全的要求之间作出合理的平衡。从功能上来看，行政程序大致可以分为权利保护型行政程序与利害调整型行政程序，前者重视权利人的权利保护，后者重视与第三人的利害关系调整。但法院作为司法机关，能解决的更多是能依法处理的利害关系。

[16]公益也有自身的界限，公益的认定也要受到审查，而不再是在任何场合都享有绝对的优先地位。这些财产补偿的做法均使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获得共存。

而在具体的调整过程中，两种功能的行政法在行政机关解释适用法律的面向上存在一定的差异。这种利害关系的内容，不仅包括权利，还包括尚未成为权利的合法利益。

藉由信息的充分性、协调过程的透明性、各方主体的参与性，行政调整决定的合理性就有了制度性保障。在关乎第三人重要法益的迫切危险中，行政机关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危险的存在、而且也有手段去避免这种危险的发生，却不行使其法定权限，造成第三人权益受害时，行政机关应当承担国家赔偿责任。